城市觀察員
彭文正
2026-02-16 13:25:57
我們身處一個信息洪流滾滾向前的時代，知識的獲取前所未有地便捷，伴隨而來的卻是對知識本身真實性、權威性乃至“正當性”的深刻質疑。當“支配的教壇”這個概念浮現時，它首先觸及的是一個核心問題：誰在說話？他們以何種姿態、何種身份，將某種觀點、某種知識，以一種“不容置疑”的??姿態呈現在我們面前？這不僅僅是一個關于信息傳播的機制問題，更是一個關于權力、話語權乃至社會結構深層關系的隱喻。
“教壇”，本應是傳??道授業解惑的神圣之地，是思想碰撞、智慧啟迪的??殿堂。“支配”二字一旦??疊加，便為這神圣之地蒙上了一層意味深長的??色彩。它暗示著一種單向的、強制性的、甚至帶有壓迫性的??知識灌輸模式。在這種模式下，知識的生產者和傳播者，往往掌握著絕對的話語權，他們挑選、篩選、定義什么是“正確的”知識，什么是“值得學習的”觀念，并將之如同圣旨般頒布，要求受眾無條件接受。
這種“教壇”的支配力量，可能源于學術的權威、媒體的聲量、資本的推力，亦或是某種意識形態的強勢滲透。
想象一下，當??某個領域內的專家、學者，憑借其深厚的學術背景和長期的研究積累，形成了一套被廣泛接受的理論體系。這本身是知識進步的必然過程。但如果這套體系逐漸固化，排斥異議，將任何挑戰者視為“異端”，甚至利用其聲望壓制其他可能的解釋，那么這個“教壇”就可能開始顯現其“支配”的一面。
這并非否定專業知識的重要性，而是警惕當專業知識被神化，與權力相結合時，可能產生的僵化與壟斷。這種固化的??“教壇”會扼殺創新，阻礙??思想的多元發展，讓原本應該生機勃勃的知識領域變??得死氣沉沉。
更廣泛地說，“支配的教壇”也體現在我們日常接觸的媒體和網絡平臺上。媒體作為信息的主要傳播渠道，其內容的選擇、呈現方式，以及敘事的建構，都在無形中塑造著公眾的認知。當某些媒體機構，出于商業利益、政治立場或意識形態的需要，持續放大??某些信息，壓制另一些信息，或者用預設的框架來解讀事件，它們就構成了強大的“支配的教壇”。
受眾在這種環境中，容易被引導，形成片面的??認知，甚至陷入“信息繭房”，只接觸到符合自己既有觀念的信息，而對其他觀點視而不見。這種信息繭房，恰恰是“支配的教壇”最成功的溫床，它不需要強硬的壓制，只需溫和的屏蔽，就能達到馴化思想的目的。
“支配的教壇”的另一個隱蔽之處??在于其“潛移默化”的力量。它往往不是通過赤裸裸的命令來生效，而是通過構建一種“共識”，一種“常識”，一種“時代精神”，讓人們自覺地認同并遵循。當某種價值觀、某種生活方式，被主流媒體、教育體系，甚至是娛樂文化反復強調和歌頌時，它就逐漸內化為個體的價值判斷標準。
人們可能并未意識到自己是被引導的，反而認為這是自己的獨立思考和自然選擇。這種“被自覺”的狀態，恰恰是“支配的教壇”最令人警惕的地方，它剝奪了我們質疑的權利，甚至剝奪了我們認識到自己被支配的可能。
在教育領域，“支配的教壇”同樣存在。教科書的選擇、教學方法的制定、考試內容的設置，都可能帶有某種特定的傾向性。如果教育體系過于強調灌輸，而忽視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和獨立思考能力，那么學生就容易成為被動接受者，在未來的生活中，更容易被各種“支配的教壇”所影響。
知識的傳授，本應是開啟智慧之門，而不是筑起思想的高墻。當知識成為某種權力工具，被用于鞏固既有秩序，壓制不同聲音時，其本質就已經發生了扭曲。
我們不能回避的是，“支配的教壇”往往與權力結構緊密相連。無論是國家層面的宣傳機器，還是資本主導的媒體帝國，亦或是某些精英學者的學術聯盟，它們都可能成為“支配的教壇”的載體。這些力量通過掌控信息流，定義事實，塑造輿論，來影響公眾的認知和行為，從而維護自身的利益和統治地位。
因此，理解“支配的教壇”，就必須深入探究其背后的權力運作邏輯。它不僅是知識傳播的問題，更是社會權力分配與制衡的縮影。
在這樣一個充??斥著“支配的教壇”的環境中，保持警惕和清醒至關重要。我們不能全盤接受任何一種聲音，而是要學會多方求證，獨立思考，勇于質疑，并努力拓寬自己的信息視野，打破信息繭房的壁壘。因為，真正的知識，不應是封閉的、等級森嚴的，而應該是開放的、流動的、鼓勵探索的。
前一部分，我們深入剖析了“支配的教壇”的多重維度，從學術權威到媒體引導，再到潛移默化的意識形態滲透，揭示了它如何通過話語權的游戲，悄然影響甚至固化我們的認知。我們并非只能被動地接受這種支配，而是可以通過積極的行動，打破思想的牢籠，重塑一個更加開放、多元、富有活力的“教壇”。
要打破“支配的教壇”的??枷鎖，首先需要培養強大的“批判性思維”能力。這意味著我們要具備審視信息來源、分析論證邏輯、辨別事實與觀點的能力。面對任何一種看似權威的論調，我們都應該問自己：這個信息是誰發布的？ta的目的是什么？ta的論據是否充分？是否存在其他可能的解釋？這種質疑精神，是對“支配的教壇”最直接、最有力的反擊。
它不是要我們否定一切，而是要我們保??持一種審慎的態度，不盲從，不迷信，不??被輕易裹挾。學校教育在此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，應將批判性思維的培養，貫穿于教學的始終，讓學生學會如何思考，而非僅僅學習“被告知”的內容。
我們需要積極主動地拓寬信息獲取的渠道，打破“信息繭房”的藩籬。在數字時代，算法推薦機制往往容易將我們困在同質化的信息流中。因此，我們應該有意識地去接觸那些與我們觀點不同、視角獨特的媒體、平臺和聲音。閱讀不同立場的新聞報道，關注不同背景的??人的分享，參與跨文化、跨領域的討論，都是打破信息繭房的有效途徑。
只有當我們接觸到足夠多元的信息，才能更全面地認識世界，也才能更清晰地辨別哪些是“支配的教壇”在試圖塑造的片面圖景。
“去中心化”也是打破“支配的教壇”的一種重要趨勢。互聯網的發展，為個體發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會。越來越多的獨立內容創作者、自媒體、民間智庫，正憑借其專業知識、獨特視角或草根智慧，挑戰著傳統“教壇”的權威。雖然其中也充斥著良莠不齊的內容，但這種去中心化的趨勢，本身就為打破信息壟斷、促進知識多元化提供了可能性。
我們應該支持和鼓勵那些真正有價值的、獨立的、多元化的聲音，讓它們有機會與傳統的“教壇”并行，甚至相互制衡。
構建一個更加開放、透明的知識生產和傳播機制，是重塑“教壇”的關鍵。這意味著要鼓勵學術研究的開放獲取（OpenAccess），減少知識的壁壘；要推動媒體行業的透明化，公開其資金來源和編輯方針；要倡??導公眾參與，讓更多人有機會參與到知識的討論和共創中來。
當知識的生產和傳播不再被少數群體或機構壟斷，而是呈現出更加開放、協作的形態時，任何試圖“支配”的企圖都將變得困難重重。
“支配的教壇”也常常利用人們的“認知偏差”來鞏固其影響力。例如，“從眾效應”讓我們傾向于相信大多數人相信的東西，“確認偏差”讓我們更容易接受證實我們既有想法的信息。認識到這些認知偏差的存在，可以幫助我們更有意識地去克服它們。比如，當我們發現自己傾向于只接受支持自己觀點的信息時，就應該強迫自己去尋找反駁的證據。
這種自我覺察和自我修正，是擺脫“支配的教壇”影響的內在動力。
更進一步，我們需要重新思考“權威”的意義。真正的權威，不應是基于地位、名聲或權力的壓制，而是基于知識的深度、論證的嚴謹、以及對真理的持?續追求。一個健康的“教壇”，應該允許不同觀點在平等的基礎上進行交流和辯論，最終以最能經受檢驗的理論和知識勝出。
這意味著，我們需要尊重專業知識，但也要保持對專業知識的審視，允許“非專業”聲音的介入，因為有時，局外人的視角反而能帶來意想不到的啟發。
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成為“教壇”的一部分，共同參與到知識的構建和傳播中來。我們不僅是知識的接受者，也可以是知識的貢獻者。通過分享自己的見解、參與線上線下的討論、支持那些有價值的??內容，我們都可以為打??破“支配的教壇”貢獻力量。一個真正健康的“教壇”，應該是所有智慧的匯聚，是開放的、包容的、鼓勵探索的，是一個人人都可以從中受益，也能為之貢獻的動態生態系統。
總而言之，“支配的教壇”并非不??可戰勝的魔咒，而是我們在這個信息時代必須面對的挑戰。通過培養批判性思維，拓寬信息視野，擁抱多元聲音，以及積極參與知識的構建，我們可以逐步打破那些無形的思想枷鎖，重塑一個更加公平、開放、充滿活力的知識共享空間，讓思想的光芒真正照亮前行的道路。
